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研究员 王慧炯
2008年4月8日
1、能源、材料与信息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三个相互联系的驱动部分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其中单个部分的依赖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发达国家声称，人类社会业已进入了信息社会；2003年，联合国还举行了信息社会的第一次会议。虽然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农业占GDP比重，从1960年的50％下降到2006年的20％，但个别非洲国家仍高达48％。人类社会在现阶段发展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其特点是人类社会更多地依靠各类一次能源的应用与发展而提高生产与消费水平。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信息(知识)的积累与材料技术的发展，世界能源的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江泽民同志文中图1与图2就说明了这些变化。
因此，世界各国无不从事能源战略的研究，并且是滚动式的研究。有的发达国家不仅研究自身的发展战略，还研究其它国家的情况，特别是其竞争对手或潜在的对手。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商业部国际贸易局曾开展对中国能源发展与体制影响的研究，出版“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一书。江泽民同志以其过去基层实践工作的经验及十余年来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体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有关键影响的能源问题，包括了能源问题的重要性、国内外能源形势、能源发展的战略思路等作了全面深入思考，并提出了八方面的能源发展政策。该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对我国的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关于能源发展的战略思路
江泽民同志在其文中提出了节约高效、多元发展、清洁环保、科技先行、国际合作等五方面，我完全赞同这五个战略方向。它们都具有丰富的内容。江泽民同志把节能优先列于首位并作为长期战略，使我深有同感。对这方面我有几点体会。
(1) 节能体现了江泽民同志的基本思想。江泽民同志1955年到1962年在一汽工作期间，担任了动力系统的领导，那时他就翻译了苏联专家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一书，对我国机械工厂的节能、节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在他又通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实践提出了更广义节能的思路，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极其准确的。世界上先进的发达国家，也都把节能放在首位。例如欧盟在其2006年的《能源效率行动计划》中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在1990年基础上，节能20％；2006年日本新国家能源战略中八大战略的第一项是节能先进计划。
(2) 江泽民同志在节能优先的长期战略中，提出了节能优先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依靠大量世界资源的传统发展模式。他提出，节能是现代文明的具体体现，应引导全社会树立节约型消费理念，建立合理的消费模式，等等。这些理念都至关重要。
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的《2000年亚太地区环境状况：摘要报告》的引言部分，有下述陈述：“根据联合国预测，2025年亚太地区的人口将达到50亿；如果到该年本地区像美国那样，每二人拥有一辆车，那将有25亿辆车。由此而产生的交通拥挤、污染、能源消耗、材料与土地的需求，区域25亿的车队大军将对环境形成难以设想的灾害。同样，如重复美国粮食的消费模式，亚太区域将需要45亿吨粮食，根据目前地球的产出水平，需要二个多地球才能满足。”
联合国2002年在南非举行的《实施21世纪议程》10年回顾会议上同样地提出，要实施可持续的消费与生产模式。其中强调：“如果不能对工业社会生产与消费方式作根本性的改变，就不能达到可持续的发展。”
江泽民同志把节能作为能源战略重点的思路及国际社会对已形成工业化社会发展过程的反思，值得我们严肃认真地予以思考并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把节能作为重点。
(3) 关于对科技先行的理解与体会。科技先行是江泽民同志五点能源发展战略之一。科学与技术也是对知识领域的探索与应用。国际上认为：数据加工后成为信息，信息加工后成为知识，而知识的高度凝聚则成为智慧。上面曾说过，能源、信息、材料三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只有科技先行，才能积累信息与知识，开发出新能源与节约能源的新办法。一方面，我们要科技先行，积累中国自身的知识，为世界的创新作出贡献。同时，也要善于应用世界人类知识积累的成果，信息社会为我们应用全人类的知识财富创造了一定条件。
(4) 江泽民同志在“节能重点领域”中有关交通节能的论述中，提出了“公共交通系统可以为大众提供方便而节能的出行服务”，也提出了“大力发展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系统”等。我十分赞同这个观点。国内有一份研究材料提出：2004年，整个交通运输系统和道路交通成品油消耗量的比重，2004年分别为54％和42％，交通运输成为名副其实的石油消费大户。材料还分析，我国交通运输能源消耗过快增长的原因是高能耗运输(航空道路交通)增速快、低能耗运输(铁路和水运)增速慢的现象。这种情况特别值得注意。欧洲委员会运输部长会议从上世纪90年代左右就大力推广综合运输(Combine Transport)政策，即集装箱在欧洲境内门到门运输的全过程中，应尽量采用铁路、内河水运，而仅在两端采用愈短愈好的道路运输。欧盟2010年运输政策白皮书中，也反复强调这一政策。欧洲的大港如鹿特丹、安特卫普等港口推出了《2020港口发展展望––鹿特丹》及《2006手册––安特卫普》，在它们与腹地连接中，十分强调遵循这一政策。这些动向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3、关于能源管理体制和能源规划等问题
江泽民同志文中第四部分的“能源发展政策”中，提到了完善能源管理体制机制的原则及有关政府能源管理职责的原则，其中提到了提高能源规划和组织实施能源战略等。针对这方面，我打算谈两方面的体会。
(1) 关于能源规划发展的战略思路是通过具体的规划和政策而得以实现的，而进行规划和政策的制订，都需要一定的组织管理体制来负责。在我国目前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有时会产生一些缺口，例如电力系统实行了厂网分开、发电厂竞价上网。在网的方面，有一个国网公司可以统一处理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等问题，但电源方面，却分属几大电力集团负责。电源的一次能源分别来自煤、油、气、水、核及各类新能源等等，其规划就显得十分复杂。在上世纪80年代，国外电力系统还探索了IRP（Integrated Resource Planning）等方法。我国的一次能源分属不同部门，未来的综合能源规划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也极具复杂性。我们寄希望于国家能源局能处理好这一挑战性工作。
(2) 能源强度问题。根据欧盟资料，我国能源强度远高于世界平均值及发达国家。2000年，每百万欧元GDP产值耗能(吨油当量)，世界平均、美国、欧盟15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印度分别为382.4、336.5、194.0、120.7、2233.1、1435.2及1465.6，即中国的能源强度为世界平均值的3.75倍。其原因较为复杂。上次张国宝主任在投资协会作报告时，曾提出服务业的能源强度低、应大力发展服务业等。我非常同意这一观点，每百万元人民币的GDP能耗，工业为服务业的4.5倍。实际上，国家及发改委也曾多次提出发展服务业的问题。但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历史角度来看，发展是迟缓的。此外，正确决策来自正确的统计资料，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所用的SIC(标准产业分类)用了将近60年，但过去注意制造业的细分而忽视服务业。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曾组织加拿大、墨西哥等共同制订新的产业分类标准，加强对服务业的分类研究，至今尚处于过渡中。希望我国领导及有关部门能重视统计这一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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