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除此之外，还没有更多能吸引开发商、业主考虑建筑节能的措施。
对于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费用，仇保兴曾提出过能源服务公司的模式。也就是请一家能源公司为一个小区提供改造的费用、技术、装备。改造好了以后，在一定年限内，比如10年内，节能的效益，包括节省下来的供暖费用等，部分返还给这个能源公司。10年以后，这个能源公司就退出了，这样业主只花很少的钱或者不花钱就能够达到节能效果。
据了解，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费用问题，国家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式，主要是各地自行解决。地方财政、供热单位和业主将共同承担这笔资金。
以北京为例，“十一五”期间要完成4030万平方米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今年6月，北京市出台《北京市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管理办法》，其中规定节能改造的资金原则上由产权单位负担。但城镇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项目等5类改造项目可申请政府部门的资金，不足部分原则上由业主和原产权单位各负担50％。
按照徐宗威的设想，可以对不同类别的建筑设立不同的经济杠杆，投入少量资金撬动大的需求。每个城市可以将每年需要节能改造的面积进行分解，编制若干改造工程项目，公开招投标，对施工企业进行政策上的扶持，比如帮助其获得一定贷款，在节能改造后省出的费用中分给其一部分利润。
“对业主也是如此，比如改造前取暖费是30元／平方米，改造后只收取20元／平方米，这样就能够让业主获得实惠，从而主动要求节能改造。”徐宗威说。
徐宗威觉得，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只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是不够的。如果能够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让业主、施工企业、开发商、投资商等相关利益主体都能够在建筑节能改造工程中获得好处，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但目前各地这方面的动作还太少。“行政的思考多，市场化的思考少。”
需要严格控制城市的容积率
徐宗威认为，在建筑节能上，除了资金问题外，建筑密度、城市布局也是影响能耗的重要因素。
以北京为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往往是一个大家庭走一个门，住在一个院子里；到了七八十年代，十几户人家走一个单元门，住的是五六层的公寓楼；现在则成了几百户家庭走一个大门，住在高层公寓楼里了。
“居住密度提高，建筑密度过高，对自然和生态的利用就会减少，地气接不上了，自然通气遮挡了，生态植被环境看不到了，必然增加建筑能耗的使用。”徐宗威说。
在很多人看来，居住密度的提高是由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是无可奈何的结果。但徐宗威有不同看法。
“人多地少是相对概念，要看跟什么国家比，我们比美国、比俄罗斯一定是人多地少，但同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相比，它们的人地矛盾和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还紧张。”徐宗威说，通过对这些国家居住形式的考察，发现其居住环境和建筑密度并没有我国这么高。
徐宗威说，我国实行的城市集约发展的道路是正确的，节约土地、保护耕地的方针也必须坚持。但城市的集约发展应当有个上限，目前我国城市住宅区的容积率总体上突破了3的水平，有些城市的中心区的容积率已经超过5。这个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世界上城市住宅区0．5~2.5的容积率平均水平。住宅容积率过高，势必带来过高的建筑密度、过高的人流和车流。建筑密度过高，再加上城市形态单一，摊大饼式的发展，导致城市出现明显的热岛效应。进而增加了建筑物室内降温能耗，也增加了人们出行的交通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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