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5日，我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会见外宾活动。触景生情，不由得又回想起20年前在中南海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算石油账时的情景。往事历历在目，感慨万千啊。
1991年我们提出，塔里木的工作目标是“一手抓500万，一手抓大场面”。抓500万就是在已有发现的地区形成500万吨的生产能力，为的是筹集资金，但这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主要目标是拿大场面，起码要找到几亿吨，甚至十几亿吨、几十亿吨储量规模的油区。塔里木油田拿到3亿至5亿吨储量不解决石油工业发展的问题。当时设想塔里木起码要达到20亿吨的目标，即8亿吨探明储量、12亿吨控制储量，还有更多的预测储量。这个目标始终是明确的，没有变。
1988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石油工业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国家决定设立能源部，撤销石油部，原石油部的政府职能移交能源部行使，并以原石油工业部为基础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从政府部门变成国有企业，资金来源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当时根据财政部制定的财政政策，总公司筹措到的资金除保证东部油田生产需求和勘探费用外，很难满足塔里木勘探资金的大量需求。国家没有钱，总公司又面临着政策性亏损的局面。这个时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市场机制发育较快，但石油价格体制仍然处于“双轨制”，即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并存，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差距不断拉大。石油工业所用原材料由国家计划拨款的比例越来越少，由于老油田油气开发难度增大、物价上涨等因素，油气生产成本逐年升高，加之国内长期执行低油价政策，致使陆上石油工业资金缺口也越来越大。从1988年开始连续6年出现全行业政策性亏损。塔里木石油会战就是在这种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进行的。
闯出一条利用贷款搞勘探，以油养油求发展的成功之路
国务院领导非常关心塔里木盆地勘探开发资金紧张问题。1989年1月，李鹏总理听取塔里木盆地勘探情况和部署的汇报后说：经过几年工作，塔里木盆地发现了油田，拿到了储量，开发建设资金不足，可以考虑向国外借款，开一个借款的口子，能用到低息贷款更好，并且由国家来借，统借统还。现在我们的钱要保东部，这样就不会影响我们的东部战略了。我们讲过，款不可不借，也不可多借，要用到刀刃上，塔里木盆地就是刀刃。
依靠国家政策支持，我们开始筹措勘探开发资金。总公司为争取国外贷款作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油气勘探是风险很高的行业，加之塔里木盆地勘探程度低，技术难度大，国外投资方均采取谨慎态度。那时我们还没有与国内外银行打交道的经验，对贷款业务也还不太了解，就硬着头皮往前闯吧。首先试着向我们的近邻而又缺油的日本银行贷款。1989年11月，日本樱内义雄议长带领一个代表团来访问，我陪同李鹏总理去会见，会见前我向他们介绍了塔里木的情况。他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塔里木资源前景怎么样，有希望才能借钱。另外，他们还问，塔里木的油能不能运出来，油价会不会比别人高，等等。可见，塔里木借钱搞勘探开发，外国金融界是很有顾虑的。
1991年4月，我去日本贷款借钱搞勘探。日本人担心塔里木勘探风险太大，万一资金沉没了怎么办？我耐心向他们解释说，你借给我们钱，我可以用油还。我们是国家公司，不光是一个塔里木油气区，还有其他油田，万一塔里木到时间没有找到那么多的油还你们，我们会用其他油田的油还你们。你们借钱给我们是绝对没有风险的，真是苦口婆心，费尽心机。尽管这样，我在日本只在伊藤忠商社借到了1亿美元。当时这1亿美元不够塔里木会战一年用的。
我从日本借款回国后,李鹏总理关切地询问，1亿美元够塔里木油田用多长时间，当听我说大概够用一年时，他表示让中国银行贷款12亿美元给我们。当时塔里木石油会战刚开始，还没有找到大油气田，贷款搞勘探确实要担当巨大的风险，但是从我一生的勘探工作经验和当时掌握的地质资料看，塔里木存在着大油气田是毫无疑问的，找到大油气田只是时间问题。尽管心中有数，但这个还款时间也不是随便说说的。李鹏总理为了弄清楚我们是否有能力还贷，何时能还完，和我两个人在中南海紫光阁后面的休息室里整整算了一个多小时。算产量，算油价，算时间，算的结果是到2000年如果油价保持在20美元/桶，我们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就可以把12亿美元本息一起都还上。李鹏总理听完了这笔账才下决心说：“你去找中国银行的王德衍签合同吧，我批准！”
1991年6月28日，我们到中国银行借了12亿美元，贷款的协议是由时任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指挥邱中建同志去签的，从此塔里木会战进入负债经营阶段。靠信贷投资经营不但可以解决当时勘探开发资金紧张的困难，还将促使广大职工转变观念，更加注重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合理地用好这笔贷款，更快更多地生产出原油和天然气。可以说，塔里木就是靠这12亿美元贷款起家的。我们的原油年产量还没到500万吨，贷款就还完了。我问邱总，钱还得怎么样了？邱总说：我们要提前还，人家还不要。因为提前还贷，他们的利息就减少了。
国务院不仅给予贷款支持，还给予塔里木油田“借钱还油，以油养油”的政策，并给予使用美元贷款引进装备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优惠；允许塔里木原油作为计划外原油议价销售，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原油价格与国际油价接轨。
1991年8月17日，我在塔里木石油探区干部大会上提出“要一手抓500万吨产能建设，一手抓更大的发展场面”的工作目标，后来简化为“一手抓500万，一手抓大场面”的口号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喊出来的。“一手抓500万”就是要选择已经拿到的优质储量，进行高效开发，偿还贷款。当时已发现的有轮南、桑塔木、东河塘、解放渠东、吉拉克等油气田，后来又发现塔中4、塔中16、牙哈等油田。1991年当年实现年产石油55万吨，到1997年达到了420万吨，平均年增长超过50万吨，到2002年，石油产量超过500万吨。12亿美元贷款早已还完，而且每年上缴许多利税。
在新体制下，这12亿美元贷款得到高效益的使用，有力地保证了塔里木油田的勘探开发的资金需求，使之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对此，朱镕基、姜春云等国务院领导在视察新疆工作时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坚持“油气并举”，实现天然气大场面的目标
塔里木实施的是大战略，尽管前期探明的储量不多，但从整个区域展开来看，成果是比较好的。探井的成功率达到50%，这在任何一个新探区都是少有的。塔里木勘探的前期工作主要是区域甩开，从认识全区的地质结构入手，确定寻找大油气田的方向，而不是集中拿探明储量，所以会战开始后的一个阶段拿到的探明储量不如吐鲁番-哈密油田多。这是由于战略不一样。吐鲁番-哈密是集中解剖一个带，就像打仗一样，是集中歼灭一个团。塔里木如同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不是打一个营、一个团，而是要消灭几个集团军。因此它必须撒大网，不撒大网就抓不到“大鱼”。我们从1991年开始部署，物探在2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重点寻找主攻方向，确定拿大场面的目标。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攻关，终于打开了大场面的局面——克拉2高产大气田的发现。
对于会战初期提出的“抓大场面”，事实证明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现在天然气的大场面还在不断扩大，发展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1986年，在石油工业部部署勘探工作时曾提出“把天然气勘探放在与石油勘探同等重要的位置”，明确要求采取“油气并重”和“天然气实行专探”等一系列加快天然气勘探的方针和措施。1987年10月，石油工业部在河北省涿县召开中国石油勘探工作会议，制定了加快天然气勘探的总体部署，即立足于寻找高产、高丰度的大中型气田，加快重点地区勘探步伐，努力开辟几个新气区，使天然气储量有个大的增长。进一步对四川盆地新领域进行探索，对鄂尔多斯盆地、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莺一琼盆地等新气区整体探索，以加速天然气勘探进程。
在理论和科技攻关上也作了准备。在“六五”展开煤成气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七五”期间又开展了“大中型气田勘探方向及目标研究”，始终坚持进行天然气生成与成藏规律科技攻关。天然气成因理论由油型气“一元论”发展为煤成气和油型气“二元论”，开阔了找气思路。同时，开展了沙漠地震、黄土塬地震和山地地震等技术攻关，为寻找天然气新领域准备了技术条件。
1994年7月11日，在塔里木盆地塔中4油田开工及沙漠石油公路通车典礼仪式上，我向邹家华副总理及新疆、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汇报时，曾专门提出了“关于油气外输和下游利用安排”问题。我说：“最近塔里木盆地在塔北地区连续打出高产气井，展示了良好的前景，预计到本世纪末有可能拿到5000亿立方米左右的储量……我们设想，这部分天然气可着手规划送到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对改善能源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搞好环境保护，将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将这项工作纳入‘九五’计划和15年规划。”
我们强调，在塔里木有三笔财富：一是石油，二是天然气，三是凝析油。有油要油，有气要气。
克拉2气田是1997年确定井位开钻、1998年1月20日进行中途测试发现的。克拉2气田的发现在塔里木勘探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发现这个特大型气田有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1994年11月20日至24日，我到塔里木参加石油勘探开发技术座谈会，会上，贾承造代表指挥部提出“四个并举”，即古生界和中新生界并举、构造和非构造并举、克拉通盆地与前陆盆地并举、油气勘探并举。对于这“四个并举”我很赞成，认为是符合塔里木地质实际的。在那次会议上，我将“区域展开，重点突破”的工作部署调整为“区域展开，重点解剖”，特别强调要加强天然气的勘探。我说：“不要只着眼油，有油要油，有气要气，找到大气田也是好的。你先找到5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就先铺输气管线；先拿20亿吨油，就先铺输油管线。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油气并举’。重油轻气是我们的老毛病，我想这个问题再提一下是有必要的。”
库车山前这个地方搞了几十年的勘探，20世纪50年代苏联人和我们合作搞过勘探，后来我们自己勘探，1958年在库车山前发现第一个油田就是依奇克里克油田，以后一直没有大的发现。原因是库车山前地质情况复杂，地面很困难，地震和钻井都遇到许多技术难题一时无法解决。1993年11月，发现牙哈凝析气田，大家认为牙哈丰富的油气是从库车坳陷运移来的。重上库车坳陷，又成为勘探家们的热门话题。
钻探库车山前带，塔指1992年就开始着手做了准备，1993年初上钻东秋5井。这口井打得很艰难，打了两年多，花了1亿多元，结果没有打到高点上。1996年我到塔里木探区现场办公，听了塔指同志的汇报后，我在领导干部大会上说：“库车有没有大油气田？有。就像东秋里塔格构造，幅度1500米，构造面积几百平方公里，如果灌满了油就是大油田。我们下决心打井，但是打不准呀。地震搞不清地下构造，近两年的钻井花了一个多亿，结果打偏了。所以，就是有大油气田，没有本事也拿不到。现在看来，不是说地下没有大油气田，而是我们没有找到大油气田的本事。”当时，我说“九五”期间要想找到大油气田必须大搞科技攻关。最重要的是加大科技攻关的力度，解决我们在找大油气田过程中必须攻克的技术难题。1997年，塔里木指挥部将这一年定为“科技攻关年”，以邱中建为班长的领导班子下了大决心，要攻克山地勘探技术难题。这次大规模的科技攻关成果，使我们在1998年发现了克拉2大气田，直接促成西气东输工程建设，使塔里木在中国石油工业的重要战略地位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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